四川大学姜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宋元明清道教与科学技术研究”(批准号：13&ZD078)，日前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并获评“优秀”等级。

　　本项成果是大型三卷本《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工程的收关之卷。前两卷于2002(两汉魏晋卷)、2010年(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推出后，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外同行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卷(宋元明清卷)的完成标志着《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功成圆满，验收专家组评价其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是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姜生教授及其团队薪火相传，积24年之功，在完成了《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前两卷之后，又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持续支持下，以极其充足的学术准备和极其坚实的思想积累为基础，完成了该项目的结项成果《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宋元明清卷》。这其中蕴含的学术定力和任重而道远的弘毅精神，是这项成果完成的可靠前提”。

　　本课题研究致力于分析宋元明清时期道教科技史的发展与变迁，廓清近世中国科技与思想文化的历史生态，揭示中国本土文化与科学创造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从文化战略的高度为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学理支撑。

　　过去，以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为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卢嘉锡为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科技史领域，形成两大团队，各自做出了大型成果。李约瑟尤重道教对于古代科技的支撑意义;但条件所限，其著作中考证展现并不甚丰。国内出版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但未构成系统全面的研究形态。自从国家社科基金1998年立项支持“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美、英、法、德、比、俄、日、韩、澳以及港台地区数十位学者携手并肩，三代同仁(课题组成员多属1920s—1980s出生)前赴后继，师生相续，吐故纳新，不懈奋进，终于完成了此项学术工程的主体设计，其史料丰富、结构完备、逻辑清晰，充分体现出国际性和原创性，实现了《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名誉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提出的(三套科技史)“三箭齐发、成果辉煌”的夙愿，也标志着道教科技史这个分支学科的成熟。

　　古老玄奥的道教文化乃中华传统文化之聚合体;以汉传统为核心，中华文化的许多宝贵思想资源凝聚其中，所以它对于未来的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与科学创造力、对于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思想话语、意义体系重建，对于其他文明圈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该课题首次对宋元明清时期道教科技史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全景式揭示。书稿共分11篇、64章、200多节，200万字，包括道教科学思想以及化学、医药学、体育学、养生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建筑学、数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在中外学界首次完成道教科技史的拉网式全局研究，揭示了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化学方面，宋代以降，道教仙术从外药依赖向内药依赖大转变，汉唐外丹信仰衰落。外丹梦想的破灭，导致各种秘传方术、奇技“解密”而从道门流向俗间，对于宋明时期科技和近世商业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比如，胆矾炼铜法从道教秘术向世俗转换，带来了宋代炼铜产业的大发展;炼丹术的发展不仅导致其向外传播，对印度、阿拉伯甚至欧洲的炼丹术产生深刻影响，而且炼丹过程中形成的诸多丹方也流向俗间，本草药物制造从中崛起;从道教伏火炼丹术中产生的火药配方，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俗间、为民所用，依据道门内典和世俗史籍文献，能够在“雷法”等神秘、隐微的道门秘传法术和有关“火鸦”等火器使用的军事运用之间，寻绎出火药问世的史迹。

　　本卷新增“数学篇”，其中突出的就是以天元术为表的宋元数学高峰到来。中国自古天(天文)算(数学)一家。古代道士除了通过观察、逻辑和想象，通识运用数学运算，进行宇宙学探索;其根本动力、最终目的，乃是寻找宇宙的中心，进而从“有名”有形的具象世界，寻求把握那个“无名”的“无形”的“大象”即“道”，从而在这个世界发现复归于道的门径。该时期道教数学的典型成就包括：作为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天元术”的发明，李冶乃集前此勾股容圆知识大成的人物，他以天元术求解著成《测圆海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学高度;14世纪天算学家道教信徒赵友钦从事远距离测量与运算，他撰写《革象新书》，以“勾股测天”之法，试图测算出从脚下的大地到天宫的距离，由此得出全新的计算公式，领先于当时的世界;与此同时，赵友钦还对π进行演算，成为第一个深入讨论和确定祖冲之所得π=355/113这一近似值的中国数学家。

　　天学方面，南宋金元之际诞生的全真道著作《玄虚子仙志》，仅从其存世的文本碎片，亦可一睹玄虚子宇宙学及宇航说之大体，其精妙深闳堪称12世纪宇宙学说之冠冕。杰出的道门天学学者，最著名者有赵友钦、陈致虚、林辕等。赵友钦的天文学成就尤其突出：他修改了中国代表性的宇宙结构论——浑天说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学说;他为匹配自己独创性的宇宙结构论还设计了专门的天文学仪器;他对日食、月食也提出了新的独到的看法;同时，他为解释各种天文现象还使用简单器械进行一些模拟实验，比如针孔成像实验。当然，该时期还有多项值得载入道教科技史史册的重要发现，比如陈致虚认为天球的形状是椭球形，是个实实在在的鸡蛋形;林辕则提出中国古代朴素的、思辨的与精彩的关于宇宙膨胀的学说;元代道书《全真坐钵捷法》保存了一种新式的盂漏，用于全真道的坐钵活动时的定时之用，其每昼夜的计时误差不超过十五分钟，等等。

　　地学方面的典型成就有，元代地理学家道士朱思本通过实地考察宇文献相结合，运用开方计里的方法绘制了元代中国全图《舆地图》，影响至为深远;邱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保存了多种不容忽视的科技内容。

　　物理和技术领域，考证针孔成像实验等模拟实验，表明至迟在14世纪的中国就已形成了实验科学方法;全真道探索创造出独特的洞窟开凿和保护技术，比如以宋德方为代表的13世纪全真道石窟建筑开凿与保护技术探索实践群体，在莱州神仙洞石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洞穴建保护技术遗产，体现了“道法自然”思想的实践结构，代表着道教建筑保护技术的最高水准，其科技成就可总结为由“清、剔、破、通”等一系列具体方法构成的“生态干预式石窟建筑自然保护技术”。武当山顶“金殿”的建造，更成为后期道教建筑和中国金属建筑之精粹。

　　生物学方面，道门对秋石(尿甾体激素)的发现、制备和应用研究的最新突破，证明古代秋石作为激素类药物的可能性，验证了李约瑟等研究的合理性;北宋道书《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所保存的道门对肺结核微生物病菌“痨虫”形态、传染、防范机制的特殊认知与实践;揭示了人痘接种术这一中国科技史上伟大发明的道教渊源及其历史形态(曾有人提议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医学、养生、传统体育成为这一历史阶段道教文化之大宗，对传统医学、世俗养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本项研究从分析“内丹”入手，综合人体观和宇宙观，旁及各种导引、服药、修炼技术，是对中国古代人体观和养生实践的重要探索，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科学的有机整体观，对于未来人体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该成果针对宋代之后道教假求于外物成仙的梦想破灭，从而导致各种秘传方术从道门流向俗间的过程也进行了清晰梳理，是本项目研究的重要原创性结论。项目组采用的实验科技史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采用的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姜生教授及其团队以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为共同的终身事业，引为崇高的学术理想。课题组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连续支持下，潜心钻研，持续发力，协同合作，艰苦卓绝，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采集山野残存的古代科技史料，终于使整个学术工程善始善终。正如专家所评，该项研究工作难度很大，强度很高，基础薄弱，问题复杂，任务艰巨。道教科学技术又属于宗教科技，大多属于道门秘传的奇人异术，信仰迷雾笼罩且往往与俗世文化大相径庭，事过境迁，研究难度极大，所以需要人文与科技的充分联合，需要科学技术的多重交叉，需要汇集群英的强势阵容，在强强联合中披坚执锐，攻坚克难，破解道门要秘，释放出民族文化的正能量。毫无疑问这是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学术战地的硬骨头。承担这样的课题，就相当于肩负了一份极为重大的历史文化责任。

　　专家指出，中国的道教科技史研究尽管开展得很早，但基础很薄弱，相比其他学科的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而言，人才队伍建设也滞后。但通过本项目长期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国道教科技史领域的成果不断凸显，学科队伍逐渐壮大，表明这个学科已经立足并逐渐成熟起来，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本项目组首席专家功不可没;本次《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宋元明清卷》的完稿，连同之前已出两卷，标志着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系统性、完整性、权威性的全史的完成。

　　专家指出，该成果对道教科技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实质性推动，对学科建设发展有奠基之功;该成果不但在科技史的向度上取得了大量非常重要的学术发现，同时还在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等方面，特别是在消除中西科技史和医学史研究在史观和方法论层面的分歧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史学研究的“全部合法性”终将落实到史料的占有和解读，“宋元明清卷”在这一点上堪称典范;同时，该成果富于重大学术理论的系列创新，如道教、道教科技在中国古代“国力结构”中的构成作用的持续讨论，如宋元内丹秘术的“外溢”与明清之际民间的科学思潮、实学思潮和西学思潮的互动，如道教科技在明清时代的理论原创力、机构组织力与中国科技的文化土壤的重新认识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深刻触及到了中国历史的根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问题意识，足以牵引和改变中国历史的某些当下叙事。同时，这项研究始终坚持“以项目带队伍，以项目带学科”的科学方式，带出了一支道教科学史研究的优秀团队，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准研究团队。

　　专家指出，本项研究始终深怀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忧患意识，始终守持着从民族文化的深处发掘文化基因，寻找民族复兴的内在依据，所以基于道教科技与文化内涵的研究思考，作者针对主客二分为特征的现代科学，作出了“整体有机论的科学如何可能”等的思考和历史追寻。该项成果也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方向，增强文化自信，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学术工程的实施，所带来的不仅是科技史或道教史的学术突破，更重要的是文化战略方面的启发。如现代科学所见，科学史乃是科学家的最好教材。科学的价值无国界，但走向科学的路径则由人所在文化而决定，因此可以理解何以不同文明圈之间的科学创造力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历史特征，各种不同的科学历史画卷亦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科学的历史图景，很大一部分是在道教思想背景中孕育而成;未来中国科学的创造力，要当反求诸中国文化自身。深藏于中国文化基因层的道教精神气质(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在未来中国科学发展中的内在根性作用，如何才能得以正向发挥，再度成为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与精神源泉，仍将是一个制约未来中国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学者其当勉乎!（原发布时间：2023-4-20）